福建省永定县湖雷乡人。1929年参加永定县赤卫大队，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总部通讯排长，1934年进入公略学校学习，后留校任政治指导员。同年九月调国家保卫局学习，此后历任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红三军团十三团副特派员，军委警卫团三连指导员、连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调任新四军军部侦察参谋、第一支队司令部侦察参谋，新四军军部特种参谋。皖南事变后，历任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参谋长，新四军第一师三旅七团副团长，率部参加了车桥战役和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八团团长、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22旅64团团长，一师三旅参谋长，二旅代理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23军68师师长等职。参加了莱芜、淮海、渡江和上海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第23军参谋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23军参谋长，第24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回国后历任第24军代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为军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79年离职休养，2006年5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军行早，
                  满目皆荒草，
                  破衣遮得风雪寒，
                  树皮草根充饥饱，
                  北上是英豪。
      这首题为《草地行军有感》的词，是张云龙将军回顾长征的作品，抒发了一个红军战士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战斗豪情。
      张云龙将军1910年11月出生于闽西永定县湖雷镇白岽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当篷船工人，1926年积极投身大革命运动，任永定县篷船工会工人纠察队队长，同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8岁参加红军，出生入死，转战南北，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战功卓著，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基层指挥员。
      1934年10月，时任红三军团十三团副特派员的张云龙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散记》记载了张云龙将军在漫漫征途中的战斗足迹。本文的内容，主要根据张云龙将军的有关回忆文章和有关党史军史资料，侧重记述其挥戈抗日及转战江南的卓著勋业。

      抗日旌旗到江南。奉陈毅司令员将令，经略延陵。日寇“扫荡”磨盘山，孤军突出重围

      1937年7月7日，***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值此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中国***摒弃前嫌，联蒋抗日。继陕北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之后，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全军编为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全军共计总兵力13000余人。张云龙等七八十位营、团以上干部，由项英、陈毅反复挑选，从延安远赴江南抗日前线。张云龙被任命为军部参谋处参谋。
      张云龙将军在《新四军成立初期的艰苦岁月》一文中说：
      1月中旬，我随陈毅司令员由南昌出发，路经景德镇，到浙赣边区的开化、溪口山区，集结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一支队。
      新四军一支队辖第一、第二团，共2300余人。成立之初，武器装备差，许多人背着梭镖、大刀，而新四军13000余人，只有6200余枝枪。
      2月份，一支队开始向皖南岩寺地区集中。5月中旬，一支队从岩寺地区的潜口，向南陵开进。6月，一支队由南陵出发，从宣城和芜湖之间穿越铁路，进入苏南敌后。6月中旬，一支队到达溧阳竹箦桥，陈毅司令员对作战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部队旋即展开于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
      此时，江南沦陷已有半年之久，日寇烧杀淫掠，汉奸土匪蜂起，地痞流氓横行，暗无天日。
      新四军首战卫岗大捷，迭挫强敌，军威大震。
      1938年7月，一支队派遣张云龙在延陵地区开展工作。临行前，陈毅司令员对张云龙布置工作要点。
      张云龙将军回忆道：
      临行前陈毅司令员向我交待了两件事：一、延陵这个地方是丹阳县属的一个首屈一指的大镇子，位于丹阳以南，是东进上海、北过长江的交通要道。我们把***鬼子赶跑之后，各种势力都想在那里捞一把，明争暗斗，是非多端。我的任务是带一个连去，插在他们中间，告诉他们谁也不准向谁开火，要是有人胆敢继续胡作非为向中国人开火，就坚决不客气地消灭他!二、陈司令让我把他的一封亲笔信面交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先生，要我同他搞好关系。另外嘱咐我同延陵的国民党区长贡友山先生也要搞好关系。
      贡友山先生是一位60多岁的士绅，富有民族气节，日寇占领丹阳时，要他担任维护会长、区长，被他坚决拒绝，却欣然就任陈毅任命的区长。陈毅司令员对张云龙说：“此人在我离开后表现如何，我不清楚，但就我在当地工作中的感觉，他对我党的抗日主张心悦诚服，对新四军派去的人非常尊重，凡事有商有量，从不专断，身为区长尽心尽力，我们共事很融洽。”
      张云龙率部挺进延陵地区，积极搞好与贡友山先生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立了一支100多人的游击大队，队长由区长贡友山兼，实际上他不干预“军事方面的事”，一切听由新四军安排。这支游击大队发展到数百人，改称延陵独立支队，后来成为新四军部队新六团三营。张云龙在延陵地区开展工作的一个月后，陈毅司令员点将，要张云龙随他去拜访纪振纲。
      纪振纲是江南著名的经营茶庄的实业家，茶园产业，方圆数百里。他收留了“八·一三”上海战败后的十九路军溃散老兵，组成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数百人的队伍。
      陈毅司令员亲自登门拜访，纪振纲非常高兴，两人推心置腹，甚是投缘。纪振纲深深感激陈毅司令员的“知遇”之恩，资助了大量布匹、药品给新四军。后来，他把那支数百人的队伍，连人带枪送给了新四军。
      有关这段历史，北京军区离休干部服务处李永邦大校和郑明在《浙西抗日根据地历史人物·张云龙》（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编，2002年版）记载道：
      1938年6月1日，陈毅率新四军一支队从安徽南陵出发，从宣城和芜湖之间穿越铁路进入苏南敌后。张云龙按照陈毅指示，在苏南茅山地区争取、团结国民党纪振纲等开明士绅，扩大抗日队伍。他在延陵地区组织发展地方武装，成立一个100多人的游击大队，发展到数百人的延陵独立支队，参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新四军挺进江南，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给日寇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日军为确保南京、镇江等战略要地安全，并确保其京沪线、京杭线等交通命脉的畅通，连续不断地对新四军进行大肆“扫荡”。
      9月15日，日军再次以重兵“扫荡”上兴埠、上沛埠和溧水等地，同时，兵分几路，猛扑茅山地区。陈毅司令员决心歼灭日寇一路，命令部队在茅山公路以北三至四公里丘陵地段设伏。
      吴咏湘营迅速进入预设阵地。
      日军步骑兵配属炮兵果然沿路攻击前进，兵力却多达千余。敌众我寡，陈毅司令员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
      “敌众我寡，军情危急。张参谋，命令你带几个侦察员迅速通知吴咏湘那个营，立即撤离磨盘山，不可恋战。”
      “是!”张云龙向陈毅司令员行过军礼，转身率侦察员跑步前进，日落之前，赶到磨盘山区，向吴咏湘营长传达了陈毅司令员的命令。
      吴营孤军深入，撤回殊非易事。张云龙与吴咏湘共同研制了一个大胆的回撤计划——不走陆路走水路。吴营悄然经商淳地区，乘船抢渡石臼湖，连夜通过了日军的扫荡区和封锁线，安全顺利地回到了新四军第一支队部。
      次日拂晓前，日军层层包围了磨盘地区，磨盘山地区已空无一人。
      陈毅司令员面对突围的吴咏湘营，幽默地说：“豆腐渣也撑死老母猪，敌众我寡，不可硬拼，鬼子的兔子尾巴长不了!”

      护送周副主席返回延安，手枪排高度警惕，翻山越岭，穿行皖南。周副主席的高风亮节，成为将军永恒的回忆

      在张云龙将军的记忆深处，永远珍藏着周恩来总理的珍贵底片。
      在张云龙将军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三次与周总理的“亲切见面”。
      第一次是长征途中。1935年春，中央红军北进云南扎西。张云龙时任红三军团十三团副特派员，行军到了目的地就忙于审案。有一次，疲劳至极的张云龙刚审完案就和一位保卫队员跌倒在烧炭窑边睡着了。其时，雷雨大作，张云龙他们惊醒了，便冒雨追赶队伍。风声雨声中，张云龙见到了周副主席。张云龙在《长征散记》中深情地回忆道：
      老远，就听到洪亮而有力地声音：“快点走，不要影响后边的同志!”
      我们跑到跟前才知道，因为通过一个只能容一人通过的狭小的陡坡，雨天路滑，几乎每个人都坐了“滑梯”，以致后边积滞了不少队伍，就地坐待，边休息，边等候。也有不少人在雨中打瞌睡呢!
      透过蒙蒙细雨，我们看到站在高处挥着手臂督促部队“快点走，不要影响后边的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大家已熟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只见周副主席齐胸的大胡子更浓密了，被雨水洗过的面颊更清瘦了，两眼更为明亮，精神更为抖擞，身躯显得更加高大，声音显得更加威严……
      20年后，周总理视察唐山工作期间，张云龙将军再次回忆起长征途中的情景，同一篇文章中写道：
      事隔20年后的50年代，我们部队从朝鲜战场凯旋回国，担负唐秦地区警备任务时，曾暂时占用了唐山市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一些房子。周总理视察唐山工作，同我们几个军负责同志谈话时，特别督促我们：“尽快把地方上的房子让出来。”他强调指出：“毛主席历来教育我们不得与民争利!”“你们有部队嘛!要自己动手，赶快把营房盖起来!……”
      当时，在唐山市交际处柔和的灯光下，周总理一字一句、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快点盖!不要影响地方上用房。”不禁使我顿时想起长征途中在阴雨里，周总理对已通过了狭小陡坡的部队高喊：“快点走!不要影响后边的同志!……”
      而张云龙将军与周恩来的第二次“亲切见面”，则是抗战时期，率领手枪排护送周恩来返回延安。
      1939年2月，周恩来前往新四军视察工作，传达党中央指示。周恩来返回延安时，由张云龙亲率手枪排护送。行军路线由皖南泾县地区，途经章家渡、小河口，至太平县转乘汽车。
      沿途全是坎坷崎岖小路。护送队翻山越岭，涉水过溪，配备的两匹骡子，一匹驮物，一匹乘骑。周恩来坚持把骡子让给同行的民主人士，他亲切地对张云龙说：“骡子我不骑，别的都听你的!”
      张云龙将军深情地回忆说：
      一路上，常常为谁骑骡子而相持不下：你让我，我让他，谁也不骑。结果，两位民主人士轮流骑，周副主席一步也没骑，这两位民主人士的姓名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年岁比周恩来同志稍大些。每次大家相让时，周副主席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谁年纪大谁骑吧!”“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自古如此，何况我辈乎!……”
      时间会消磨许许多多的东西，事隔多年之后，正如张云龙将军已记不清那两位民主人士的姓名。然而周恩来长征途中风雨里的呼喊，唐山市区的叮咛和嘱托，穿行皖南时从细微处所体现的高风亮节，成为张云龙将军永恒的回忆。

      国民党同室操戈，新四军蹀血皖南。张云龙率部到达江北无为，选择渡口准备渡船，久等大军不至。阻敌长龙山，杀出重围，北渡长江

      1940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的9月，德、日、意轴心国订立了军事同盟。日军为配合德军在欧洲的侵略攻势，积极筹划向太平洋地区扩张，为巩固其南进后方，加紧对蒋介石集团诱降步伐，而英美两国则大量增加援华贷款，以图利用中国牵制***南进。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再次掀起反共浪潮。1940年10月19日，以国民党政府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发了个电报（皓电），诬称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华中以及长江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地区。1940年11月9日，朱德总司令和叶挺军长发出复电，陈述了八路军、新四军三年来团结抗战，收复失地、深得民心的事实，揭露了反共顽固派不断寻衅摩擦，屡屡制造惨案的罪行，有力地驳斥了何、白皓电的无耻谰言，断然拒绝全军北撤的无理命令，同时重申了***顾全大局、坚持抗战的初衷，表明了新四军皖南部队全部北移的意向。
      中央军委电示新四军军部，皖南新四军各部由铜陵、繁昌地区渡江北移。因此，新四军军部命令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军部参谋张云龙、周绍昆、唐炎等率领侦察连等70余名精干人员，携带电台，走铜、繁路线渡江至皖北无为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选择渡口，准备渡船，并侦察沿江敌伪活动规律，以利大军北渡。
      “小分队”在无为以南、铜繁以北、土桥以东、三官殿以西的地域里，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选定了12个渡口，筹集大小渡船100多条，并且挑选了舵手、船工近300人，经过反复核算，在留有余地的情况下，可一次性渡江7500人。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叶挺军长对“小分队”的工作非常满意，据此指示新四军军部迅速做好行动计划。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对“拖”或“走”的问题，“毫无定见，毫无方向”（中央军委电文）。在中央军委三令五申、严词电示下，项英才下定决心北移，但其行军线路却大费周折，先往南走，经过旌德、宁国，迂回天日山麓到苏南地区，待机北渡。项英在他主持召开的12月28日会议上说：“中央指示的北移线路已经泄露，途中难免遭敌人伏击，部队的安全没有保障。这一方案我们准备了较长时间，有了渡口也有了渡船，正好可以声东击西，迷惑敌人……”
      因此，“小分队”选择渡口撤消，船工解散，渡船退还，人员南渡归回军部。张云龙将军在《“千古奇冤”——回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文中回忆道：
      1941年1月3日下午，我们在紧张地完成善后工作之后，离开了依依惜别的无为县当地群众，踏上南返的归途，当夜顺利地渡过了长江，一登岸即以急行军的速度匆匆赶路，终于在1月4日下午4时以前赶到了云岭。但此时军部已经转移，部队驻地空无一人。
      在项英迟疑不定贻误战机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绝密手令，顾祝同所属第四十师、五十二师、六十二师、七十九师、一○八师、一四四师及新七师等共7个整师8万余人，在皖南布下了重重包围圈。冷欣所属第二游击区顽军，也完成了截断苏南、皖南新四军部队联系的部署，李品仙部第一七六师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新四军皖南部队近万人，行动前作了战斗编组，分三个行军纵队，兵分三路，向茂林、章村地区开进。
      1月7日拂晓，新四军皖南部队通过各岭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前哨部队的拦击，皖南事变自此爆发。新四军各部奋起还击，激战至上午10时，已打通丕岭，进至岭下百户坑。此地国民党军四十师两个营扼守隘口，与新四军形成对峙局面。
      是进是退?项英召开了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直至主战派叶挺拂袖而去。项英决定：部队原路返回丕岭以西。
      其时风雨交加，新四军饥疲之师于次日凌晨退回丕岭，重返里潭仓。国民党军紧缩包围圈，即将发起总攻。新四军遂迅速向茂林方向突围，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苦战出口要地高坦，激战竟日，打退了敌军成连、成营的轮番进攻，迫使敌一四四师龟缩茂林。
      鉴于敌我态势，叶挺军长决定：弃茂林之敌而不顾向北突围，计划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等地，从泾县与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山区，仍由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
      部队连夜撤离高坦，10日拂晓进至石井坑，又再度陷入敌军重围。
      此时，张云龙临危受命，指挥特务团坚守长龙山三天三夜，有力地保证了石井坑新四军的东南侧翼安全。张云龙将军在《皖南突围记》和《“千古奇冤”——回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回忆录中，对此战有翔实的记载：
      1月10日，蒋介石驱使包围了皖南我军的国民党一线部队第四十、五十二、七十九、一○八、一四四等5个师，全面紧缩包围圈，向我作试探性进攻，被我击退。这一天的中午时分，周子昆参谋长把我叫到他的住处（在石井坑和东流山之间的小村子里，也是军指挥所所在地），当面向我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我尽快赶到长龙山，去接替军部特务团的指挥。他告诉我：特务团奉命于1月9日夜从石井坑方向突围，有两个营没有突出去，现在坚守在长龙山一线阻击敌人。他严肃地向我强调：“记住，没有命令不准撤退!”
      我受命后，当即带了几个有战斗经验的侦察员，迎着敌人的炮火，穿过硝烟，爬上了长龙山特务团阵地。这里距军指挥所不远，只有约5华里的样子，但是地势险要，山高坡陡，草木丛生，有较大面积的森林覆盖。我迅即查看了阵地，感到地形很好，除了敌人的炮弹以外，别的武器对这里威胁不大。在这里负责指挥的二营教导员告诉我：10日黎明开始，敌人大小规模的进攻已经记不清的多少次了。由于敌人炮火很凶，每每倾泻而来，使我伤亡较大。为减少伤亡以利于坚守阵地阻击敌人，我要他们不妨尽量分散开来，以战斗小组为单位。敌人打炮我们就隐蔽起来，步兵来了我们就以攻为守出击一下。总之，不要死死的停在一个固定的方位上，以尽量减少敌人火力对我的威胁。
      下午3时许，敌人再次发起进攻，照例是密集的炮弹呼啸而来，响成一片，掩护着灰蒙蒙一大片敌人正从山下向山上隐蔽运动，看样子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同时，我阵地左翼山梁上也发现了敌人步兵，显然是企图绕到我背后，以实施其对我长龙山阵地的“腹背夹攻”。我同二营教导员商量后分工，他带一部分人去对付绕道山梁而来之敌，我负责对付正面之敌。我把部队带到山腰林中隐蔽起来，又派出几个战斗小组分散吸引敌人。“啪!啪!”几声枪响，我们的战斗小组开始牵牛鼻子了。果然敌人上了钩，一拥而上向“目标”爬去，以为我们的阵地在山顶上，却没想到山腰树林里正埋伏着我们的部队，手榴弹已经揭开了盖，枪口已经瞄准……
      直等到来犯之敌的眉毛胡子清晰可见，我才下令“打！”数十枚手榴弹同时扔进了敌群之中。在爆炸声中，敌人逃的逃，伤的伤，亡的亡。紧接着我们的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丢下了几十具尸体，败下山去了。不长的时间，左翼山梁地响起了我军手榴弹的轰鸣声，二营教导员派人来报告：企图绕道山梁迂回攻我之敌也被打退了。
      我上长龙山的第一天，破了敌人的夹攻；第二天又破了敌人的火攻。
      1月11日，突见山下浓烟四起，不大的工夫就成了一片火海。原来凶狠毒辣的敌人想用火攻征服我们。皖南山区，冬季干枯的野草和低矮灌木一人来高，极容易燃烧也极容易蔓延，敌人满以为他们这一手会置我军于绝境，却不懂得“哀兵必胜”之道。山下，熊熊燃烧的大火，使我突然想起了闽西家乡防止山火的有效办法，忙通知各连立即组织部队把阵地前的茅草拔掉，并从山上点火，使其往下烧。恰好风向山下吹，火借风威，风助火势，敌人对我们的火攻没有得逞，反而遭到了我们的火攻。
      11日和12日我军击溃了敌人发动的两次总攻，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战至13日下午，国民党军凭借其兵力和火力的绝对优势，向新四军发动了第三次全面总攻击。新四军弹尽粮绝，寡不敌众，经浴血苦战，东流山阵地、长龙山阵地相继被国民党军突破，几经争夺，未能收复，混战中，各部联络中断。
      黄昏时分，新四军军指挥所撤至徐家东边小高地，叶挺军长下令烧毁文件，砸烂电台，并下令全军：午夜开始分散突围!
      午夜时分，“分散突围”一声令下，新四军轻重武器一齐开火，火光映红了夜空，嘹亮的军号声中，新四军所部前仆后继向包围圈猛烈冲击。
      张云龙率特务团300余人一路作战，终于在天亮之前，越过了国民党军封锁的危险区域，通过油坊镇，中午到达小岭，暂短停留后，又经过一昼夜急行军，于1月15日下午顺利到达了铜陵县，与先行突围的特务团政委张闯初所部合兵一处。
      铜陵，正是中央原先安排的北渡地段。张云龙与张闯初所部400余人，此时要闯过日寇严密封锁的江面。
      地方党组织迅速进行船只和船工的准备。张云龙率领侦察排分成几个小组，连续三昼夜观察江面敌情。最后确定在日军舰艇巡逻江面的间隙——凌晨5时许，北渡长江。
      1月19日凌晨，张云龙、张闯初率部闯过了日军封锁的长江天险，回到了江北抗日根据地无为地区。这是皖南突围渡江较早的一批，也是人数较多的一批。坐镇江北接应的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紧握着张云龙的双手，重复地说着叶挺军长说过的话：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老虎团”大战车桥，声威大震；挥戈“如中”张云龙，痛歼敌伪

      1943年秋，张云龙由军部特务团奉调粟裕兼任师长的一师三旅七团任副团长。粟裕刚在军部开完会，对张云龙说：“欢迎你到七团工作。”便带领张云龙离开军部，返回驻地。
      军史记载，从1943年到1944年，苏中区根据地军民，在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领导下，对日、伪、顽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逐次粉碎了日寇所谓“全面清乡”、“强化清乡”、“延期清乡”、“扩展清乡”计划。新四军一师在宝应、盐城以南，运河以东，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打了许多漂亮仗。
      1944年3月，新四军一师在粟裕司令员的指挥下，进行了威震江南的车桥战役。
      彭德清、张云龙率七团（老虎团）参加了此次战役。七团为主攻部队。
      车桥是贯通苏中、苏北，联结淮南、淮北的战略要地。当年，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在此屯兵数万，经营多年。日军进犯车桥后，在此驻守重兵，深沟高垒，碉堡林立，仅车桥镇一个据点，即筑有碉堡53座，四周围墙高达2丈，外壕宽1丈5尺，水深七八尺，且与界河相通。
      粟裕挥师车桥。
      1944年3月5日1时50分，车桥战役打响。
      姜遵五编著《新四军抗战实录》（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实录了“老虎团”的战斗概况：
      该战役在一师副师长叶飞指挥下，于3月5日凌晨1时50分开始，参战部队以一师三旅七团主攻车桥……七团千余勇士不到一小时就攻入街内，向街心发展，投入以强占碉堡为主目标的巷战，上午10时许，冲进伪军补充大队院内，与敌进行白刃战，全歼守敌。下午2时许，以山炮、迫击战猛烈轰击日军据守的小圩子，将敌人大碉堡、暗堡打塌，战至6日晨，全部攻下车桥的53个敌碉堡，消灭敌伪600余人，伪军被全歼，日军一部被歼，一部于6日晨乘隙向西逃走。
      在“老虎团”攻打车桥的当天下午3时许，淮安日军200余人驱车来援，遭新四军一团在芦家滩伏击，死伤惨重。日军先后6批援兵，均为新四军阻击部队击退。
      经一天两夜激烈拼杀，新四军大获全胜，歼灭日军第六十五师团五十二旅团第六大队三泽大佐以下465人，活捉中尉以下24人，歼灭伪军483余人。车桥收复，声威远震。日伪仓皇逃离曹甸、泾口、塔儿头、鲁家庄和蚂蚁甸等12处据点。至此，新四军全部控制了淮安、宝应以东的广大地区。次日，延安新华社广播“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新四军一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3月16日，新四军总部传令嘉奖参战部队：“车桥之役，连战皆捷，斩获奇巨，发挥我一师部队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除通报外，我们代表全军，庆祝你们的胜利。”
      车桥战后，一师三旅七团在如中与日伪军遭遇，奋勇杀敌，全歼日伪军500多人，再展老虎团神威。此役，史称“如中遭遇战”。
      1944年6月20日傍晚，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在夜暮中离开了车桥战役后驻扎近3个月的营地——淮安县邵家庄，向东南200华里外的敌伪“清乡区”挺进。这次行动，是执行粟裕司令员的命令，配合四分区军民开展反据点斗争。
      经过三个夜晚的急行军，老虎团经东台、海安，尔后悄无声息地穿过日伪设在丁堰一带的封锁线，6月23日，抵达如皋县海河滩。清晨，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带领四五个人先行一步赶到前卫三营，张云龙带领部队随后离开了海河滩。
      天色渐亮，部队在乡间小路和青纱帐之间向东疾走，突然，前面魏家庄方向传来稀疏的枪声。
      侦察员向张云龙副团长报告：南面发现大群日伪军，正追赶我一支地方部队，已进至靶齿灵。
      “副团长，前面发现鬼子!”
      在离张云龙不到500米的地方，有几座茅草棚，埋伏着一大群日伪军，正张网以待。
      此时，张云龙身边只有团直机关人员，前卫三营已走远，一营、二营却在团直机关之后。军情紧迫，狭道相逢勇者胜。张云龙果断命令团直机关人员就地展开，占领有利地形，并将机枪连的4挺重机枪摆在前沿，一声令下，先敌开火。
      日伪军措手不及，迅速调整部署，伺机反扑。
      张云龙乘此间隙，迅速派人通知一营从右翼迂回包围敌人，命令闻风赶到的团教导队正面攻击。
      教导队在队长秦镜率领下，扑向敌阵，只冲出七八十米，就被敌凶猛火力压制于路旁低洼地带。
      此时，对一营下达任务者跑回报告，一营去向不明，已通知二营迅速赶到。
      半个小时过去了，后续部队仍没有露头，正面之敌已占领草棚，并继续逼近。
      突然，右前方青纱帐深处传来猛烈的枪声，一营在行进中突然听到枪声，营长邓若波果断行动，向敌右翼迂回，与包抄夹击张云龙部的日伪军遭遇，一营猛冲猛打，日伪军狼狈退回原地。
      正在激战中，二营六连火速赶到，加入了战斗，敌我优劣形势急速转变。
      6月23日上午10点，500多日伪军被全部包围。一营击退迂回之敌，占据右翼；团直、教导队和二营从正面猛攻；已进至太平庄的三营，从原路返回，断敌退路。敌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为迅速歼敌，张云龙命令全团战斗连队逼近敌后，全部投入白刃战斗，这场恶战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日寇加藤中队和伪二十六师一个大队共500余人，全军覆没。
      “如中遭遇战”，创车桥战役之后又一大捷，受到新四军总部通令嘉奖。全国解放后，又将此役载入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册。
      张云龙将军在“如中遭遇战”中，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展现新四军名将风采。他和彭德清领导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因作战英勇，被苏中人民称之为“老虎团”。
      “老虎团”功勋卓著，张云龙将军于1944年6月30日赋词一阙《老虎团苏中反清乡》，记录历史：
                  莽莽青纱帐，彻夜行军忙，日寇吞食我村庄，奉命反清乡。
                  首战车桥镇，再打黄土岗，如中遭遇歼敌伪，捷报传四方。
      又在《新四军“老虎团”反“清乡”战斗》一文中评价说：
      在整个苏中地区的反“扫荡”斗争中，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在四分区司令员（兼三旅旅长）陶勇和政委吉洛（姬鹏飞）的直接领导下，在敌人的“清乡区”内，神出鬼没，来去自如，打了不少胜仗，使日寇闻风丧胆，有力地支援了当地军民拔据点斗争，打乱了敌人的整个“清乡”计划，为实现新四军总部提出的将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地区连成一片的战略方针，作出了贡献。

天目山反顽三捷   七支队浴血奋战

      1944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苏联红军展开强大攻势，德国法西斯面临总崩溃；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向菲律宾进攻，并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为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试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百万大军，一触即溃，豫湘粤桂相继沦陷，东南沿海港口已全部丧失。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积极组织“准备反攻”部署，9月27日，中共中央给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总的方针和部署》电文，指示“华中在西进发展河南、南下发展东南的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尽可能抽调南下，一切工作首先着眼保证南下任务的完成。”
      1945年1月6日，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及一批地方干部由苏中到达浙江长兴县槐花勘、仰峰介地区与十六旅会师。11日，刘先胜、陶勇率特务一团、特务四团到达长兴县。2月5日，新四军苏浙军区在长兴县温塘村正式成立，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未到职，由粟裕兼任政委），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苏南第一、第二军分区和第一、二、三纵队。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阮英平任政委，张云龙任第三纵队第七支队副支队长。
      2月10日，第一纵队由长兴县出发，向莫干山地区进军，沿途击破日伪拦击，至2月12日乘胜控制了武康、三桥埠等地，同时，第三纵队第七支队也挺进至皖南广德以南地区。
      莫干山逼近上海、南京，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早在1月28日，毛泽东即电示华中局：“粟裕占莫干山后，应巩固现地，如顽来攻，则反击之。”
      新四军的行动，引起了顽军的极大仇视。2月14日，国民党第三战区以六十二师、忠救军和保安团等5个团兵力，从浙江孝丰西北向广德以南的第七支队发起进攻，企图切断控制莫干山区的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的后路，张云龙协助支队长谭知耕指挥部队奋起反击。16日，苏浙一、三纵队全线出击，血战至18日，歼敌1700余人，攻占孝丰城，控制天目山北部地区，取得了第一次反顽战役的胜利。
      粟裕深知国民党第三战区不会就此罢休，势必再度来犯，2月28日，向华中局建议，速调叶飞部如期南下，以加强兵力。
      3月1日，国民党第三战区以12个团的兵力向苏浙军区部队进攻。此役，谭知耕、张云龙率第七支队勇猛穿插迂回顽军第五十二师一五六团于黄泥冲，在兄弟支队的协助下，包围全歼该团团部及其2个营，并乘胜解放临安城。5日，苏浙军区一、三纵队全线出击，至27日，攻占东、西天目山地区，再歼顽军1700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顽战役的胜利。至此，新四军控制了浙西10个县、纵横100公里的地区，解放100余万人民。
      4月23日，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叶飞率部到达天目山，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其南下3个主力团改编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苏浙军区实力大增。
      5月下旬，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再次向苏浙军区大举进攻，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为总指挥，二十五集团军李觉为前敌总指挥，右翼兵团为突击一、二纵队共9个营（英式装备，每营1000人），七十九师全部；中路兵团为二十八军（欠五十二师）及忠救军；左翼兵团为五十二师、三十三旅及一四六师的1个团。其总兵力为65000余人。
      顽军最终战略企图是歼灭苏浙军区部队于孝丰地区或逐回江北。
      谭知耕、张云龙率七支队奉命与一支队、十支队协同作战，向敌第七十九师反击，经三昼夜激战，于6月2日占领新登城。
      当时，新四军苏浙军区只有2万余人，数量装备均处劣势，且缺粮。粟裕电示华中局后，决定诱敌深入至孝丰地区，寻机决战。
      6月4日，新四军撤出新登，8日，撤出临安，15日，全部撤离天目山区，向孝丰地区集结。
      顽军错误判断新四军为溃逃，即分兵向孝丰地区追击。苏浙军区遂集中包括第七支队在内的一、三纵队6个支队，于19日反击进至孝丰西面的国民党顽军左翼兵团，激战一昼夜，全歼顽军五十二师二个团和三十三旅1个营。与此同时，守备孝丰城的四纵队英勇抗击顽军右翼兵团的进攻，迫使其停滞于孝丰城东南地区。此时，一、三纵队连夜东移，攻敌右翼兵团侧背，四纵队易守为攻，正面出击，激战至23日，顽军突击一、二纵队和第七十九师大部就歼，折失6800余人。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彻底粉碎了顽军聚歼苏浙军区主力、驱逐苏浙军区主力出江南的狂妄企图，为坚持孝丰、莫干山、杭嘉湖敌后新区、打通浙东联系，并进一步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此役，叶飞上将在其回忆录中称之为“运动战的一次锻炼”。张云龙协助谭知耕指挥三纵七支队运动歼敌，再立新功。

反攻作战，克复高邮；兼程北上，挥师南通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9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奋起向日伪发起全面反攻！同日，***政府发出乞降照会。10日，延安总部向全军发出命令：立即发动进攻，促令日军投降。
      蒋介石此时一面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一面命令解放区军民“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同时命令国民党军必须“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抢夺胜利果实。
      张云龙率部坚决执行延安总部命令，打击日伪，斩获颇丰。11月，华中野战军成立，张云龙升任第六十四团团长。李永邦、郑明著《浙西抗日根据地历史人物·张云龙》记载道：
      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后，新四军第三纵队奉命向溧阳、宣城一线挺进，向日伪展开战略反攻。此时，张云龙任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支队长，他率第八支队攻击张诸，歼伪军300余人；攻克宁杭公路上的川埠镇，歼伪军一个连。10月上旬，第三纵队奉命撤离苏南。此时，盘踞在常州以北的伪警备第六纵队拦阻新四军渡江。为了打开北上通路，第七支队在行进间一举歼灭申港守敌，张云龙率第八支队在魏村及其以南地区，与纵队特务团全歼伪警备团，俘伪军数百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伪币。同时，还在汤家桥、大刘桥、徐墅、新和庄等地打垮了伪军的截击和阻拦，胜利地打开了北上通路。中旬，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在江阴石桥北渡长江，月底抵达苏北淮安地区集结。11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北移部队和原苏中、淮北军区部队编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第三纵队整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陶勇为司令员兼政委，辖五个团，张云龙任第六十四团团长。
      12月中旬，陶勇率第八纵队奉命由淮安地区南下，参加攻歼高邮之敌。
      处于新四军包围圈内的高邮日伪军，自恃城高地险驻有重兵，且有蒋军撑腰，拒不投降。
      高邮，位于江苏省中部，南临扬州、北靠两淮，为古运河道上的一个重镇，为扬（州）泰（州）与两淮（淮安、淮阴）之间的战略要地。
      1945年12月中旬，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占领扬州、泰州，企图向北与邵伯、高邮之日伪军“靠拢”，北犯华中。
      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审时度势，力主集中华中野战军主力，聚歼高邮守敌，清除后患。
      新四军军部批准了此项作战计划。
      粟裕阵前点将，八纵5个团攻打高邮；特务团攻打车逻坝；七纵以一部兵力攻打邵伯，其主力则布置于扬（州）泰（州）线以北、邵伯以南地区，准备打援。
      12月12日晚，高邮之战打响，八纵司令员陶勇挥师对高邮外围之敌展开猛攻。
      战斗打响后，八纵六十四团团长张云龙率部迅速出击，从西北方向突袭高邮外围，战至20日中午，六十四团、六十六团已占领北关，直逼北门；六十八团占领南关；高邮独立团和第七十团、七十二团同时扫清外围，逼近城墙。6支劲旅，兵临高邮城下。
      在八纵向高邮进攻的同时，粟裕司令员亲自指挥第七纵队，力克邵伯；野司特务团轻取车逻坝，切断高邮之敌退路。
      高邮之敌困守孤城。
      此时，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一○八师勾结日伪军4500人枪，由江都出动，扑向邵伯镇，企图增援，以解高邮之围。
      军情紧迫，粟裕司令员果断决定提前发动总攻，主攻方向确定为南北门，重点为北门。
      12月25日夜，阴雨连绵。八纵第六十四、六十六、六十八3个团，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分别从城北、城东、城南三个方向，向高邮城发起了猛烈攻击。
      激战中，六十八团首先突破城防，登上城头，并接连打垮守敌连续反扑。
      六十四团在团长张云龙指挥下，从北门楼方向突进，与敌激战。原八纵政治部副主任谢云晖、华中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严振衡和张云龙合著的《收复高邮、邵伯和陇海路东段之战》一文记载：
      张云龙团长即命一营营长（团突击队长）邓若波不失时机地亲率一连紧跟三连登城，巩固阵地，接应后续，扩大战果；并命三营（团预备队）营长秦镜率部队迅速在南侧从二连突破的口子，爬上西城墙，与一营部队协同作战，猛烈向西门方向冲击。在一、三营强有力的接应下，二营营长林少克奉命率部队勇猛地打开了北城门，全团部队迅即向城中心和西门突进，很快与第六十八团胜利会师。
      日伪军在多路进攻打击下，损失惨重，但仍作困兽之斗。此时，六十六团和高邮独立团从东门攻进，七十团、七十二团一部也相继投入巷战。战至26日下午4时，六十四团、六十六团攻入日军旅团司令部，日军驻高邮最高指挥官岩奇大佐见大势已去，被迫同意缴械投降。
      高邮之战，全歼日寇1100余人（生俘日军大佐以下900余人）、伪军二十四师4000余人（生俘师长以下3493人），并击退援敌，大获全胜。
      高邮战后，粟裕挥师连克运河车站、炮车镇等日伪据点，基本打通了陇海路东段，使山东、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迎击国民党军大规模进犯创造了有利条件。
      高邮之战后，张云龙率部兼程北上，参加了一系列战斗，战绩显著。5月3日，部队改编，张云龙被提升为第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代旅长。李永邦、郑明著《浙西抗日根据地历史人物·张云龙》记载：
      1946年1月4日，第八纵队各部队奉命兼程北上，参加陇海路东段战役，攻歼徐州至海州段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接着，又向南通附近之观音山、小海等地蒋军发起自卫反击战，全歼蒋军第四十九军1400余人，收复观音山、小海等地。5月3日，第八纵队移驻江苏如皋地区休整时，奉命改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一师，辖第一、第三旅共6个团。张云龙任第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代旅长，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

      “三个月内解决苏北共军!”黑云压城城欲摧。苏中“七战七捷”，宿北鲁南征战，一师三旅纵横驰骋，奋勇歼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拥兵430万，军事实力雄厚。蒋介石公然违背民心民意，撕毁墨迹未干的国共两党《停战协定》，悍然于1946年6月26日发起全国规模内战，国民党中央社宣称：“六个月内解决全国共军，三个月内解决苏北共军。”
      苏中战役就此拉开序幕。
      1946年7月13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边向北，三个方向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队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的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在长江两岸的南通、靖江、泰兴、泰州、扬州、江阴等地集结了15个旅约12万人，在侵占一些城镇后，计划于15日向苏皖解放区和苏中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此时，苏中地区华中野战军主力仅19个团3万余人。粟裕司令员深刻领会中央军委电示精神，争取先机，先发制人，发起苏中战役。
      首战泰兴，宣家堡。7月13日，粟裕集中一师、六师12个团兵力，向宣家堡、泰兴守敌整编第八十三师十九旅发起攻击，战至15日，全歼该敌主力3000余人。此战，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彭德清、政委伍洪祥、副旅长张云龙奉命率部由如皋出发，急行军120余里，于当日黄昏赶到指定位置，按时参加攻占宣家堡战斗，突破敌军前沿阵地，各部队相继攻入街内。敌军向西南突围时，被第三旅全歼于运动之中。
      再战如皋东南。15日，敌除一部由靖江北援泰兴外，以整编第四十九师由南通乘虚进攻如皋。华中野战军一部兵力继续肃清泰兴残敌，造成主力仍在泰兴假象，吸引援敌，主力则挥师东进，于18日至22日在如皋以南地区歼敌整编四十九师一个半旅1万余人。此战，彭德清、伍洪祥、张云龙率第三旅昼夜兼程，火速急进，从行进间对敌展开进攻，穿插、分割、包围退守鬼头街、田肚里等地的敌整编四十九师师部及二十六旅全部，激战一昼夜，歼敌6400余人，其中生俘包括敌中将师长王铁汉、少将胡琨在内共计5325人。
      第三战为海安之战。如皋东南之战后，粟裕主力北移海安地区休整。30日，国民党军集中6个旅进攻海安，七纵歼敌3000余后，于8月3日撤离海安。
      第四、第五战为李堡战斗和丁（堰）林（梓）战斗。军事科学出版社《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写道：“10日至23日，我军乘敌调整部署，兵力分散之机，连续进行了李堡战斗和丁（堰）林（梓）战斗，歼敌1个半旅和交通警察5个大队共1．1万余人。”
      张云龙将军在《怀念粟裕大将》一文中回忆：
      8月10日至11日，前后20个小时，我师趁敌换防，出其不意，奇袭李堡，全歼敌新七旅一○五旅两个旅部，及敌第十九团和第一四八团两个整团，生俘敌一○五旅少将旅长金亚安、新七旅少将旅长田从云共3500余人。与此同时，我友邻第六师和七纵，全歼了由海安来援之敌新七旅二十一团。这第四仗，共歼敌9000余人。
      8月21日至22日，打了第五仗——丁堰、林梓战斗。我们师奉命强攻丁堰，全歼美械装备的交警第七总队4个大队1257人，击毙其少将总队长，生俘包括少将副总队长熊剑东在内的1107人。友邻六纵于同时，全歼林梓守敌，这一仗共歼敌3000余人。
      第六、第七战为邵伯战斗和如（皋）黄（桥）战斗，两战交织进行。《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叙述道：
      这时，敌为防我北攻如皋，乃调兵增防，同时为配合淮北之敌对淮阴的进攻，以整编二十五师向邵伯进攻。我军除一部分兵力坚守邵伯外，主力采取“攻黄（桥）救邵（伯）”的战法，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之中，并解邵伯之围。25日至27日，我军将由黄桥出援如皋之敌整编第六十九师的第九十九旅和由如皋西出接应之敌第一八七旅等部1．7万余人歼灭于分界、加力两地。……进攻邵伯之敌，遭我顽强抗击，伤亡2000余人，在得悉第九十九旅等部被歼后，于26日撤回扬州。31日，我军攻占黄桥。至此，被誉为“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5万余人。
      上述所言加力之敌，即为第三旅及友邻部队歼灭之敌。23日晚，第三旅在加力以东地区与从如皋城出动西进之敌一八七旅遭遇，彭德清、伍洪祥、张云龙当即挥师与第五旅协同作战，展开攻击，迫敌退缩至加力、谢家甸一带村庄。经二天战斗，被围于加力、谢家甸之敌，向如皋城方向突围，第三旅与友邻部队协同作战，奋勇出击，歼敌大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记载：
      26日……歼第九十九旅大部，突围之残部为第一旅截歼。随后，第一、第十八旅及特务团连夜转兵，会同第三、第五旅全力总攻加力、谢家甸之敌。27日，该敌在如皋1个团的接应下分路突围，大部被歼，援军也被歼一半。同时，第七纵队攻克海安、姜堰线的白米、曲塘等地。第五旅乘胜围攻黄桥。31日，黄桥守军全部缴械投降。
      苏中“七战七捷”，是解放战争中著名战例。在战役结束的次日（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亲拟中央军委文稿，致电全国各战区首长，详述了“七战七捷”经过和辉煌战果，总结经验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强调苏中战役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彭德清、伍洪祥、张云龙所率一师三旅主力部队，为苏中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宿北战役之后，粟裕决心集中兵力，歼灭鲁南之敌，这一决心上报后，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准，复电指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期望“打一个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
      第一师奉命与第一纵队、第八师秘密兼程北上，会同由鲁中到达鲁南的参战部队，准备歼灭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
      粟裕将参战部队编成左右两个纵队，右路纵队以第八、九、十、四师等部组成，由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等指挥，攻敌左翼，切断峄县、枣庄，再攻向城，割裂敌一六九旅与第四十四旅的联系，歼灭敌四十四旅，达成任务后，配合左纵队作战。左纵队由陶勇所部第一师和叶飞所部第一纵队组成，归野战军直接指挥，担负歼灭第一六九旅及第一快速纵队任务，首先围歼六庄之敌，同时切断整编第二十六师与整编第三十三军联系，在右纵队配合下，攻歼敌一六九旅和第一快速纵队。鲁南第三军分区武装负责保证野战军侧翼安全，监视当面之敌。
参战部队夜行晓宿，隐蔽北上，于1947年1月1日抵达集结地域。
      1月2日22时，右纵队向敌猛攻，激战至3日拂晓，迭克敌阵，歼敌第四十四旅大部，切断敌整编第二十六师退路，控制峄县、枣庄之敌东援阵地，矛头直指马家庄敌师部；左纵队一师第三旅在彭德清、伍洪祥、张云龙率领下，与友邻部队密切协同，攻占兰陵，其余参战部队占领了大官庄、南北小庄及洪山、横山等地，歼敌一部，切断了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与整编三十三军的联系，并与右纵队会合，紧缩包围圈。
      激战至4日上午，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大部被歼，残敌及第一快速纵队被紧紧包围于陈家桥、贾头、作字沟一带狭小地区。
      此时，阴云密布，细雨蒙蒙，敌机械化部队行动困难。粟裕抓住战机，指挥左右纵队立即向敌发起总攻。
      第三旅加入战阵，攻敌侧翼，猛打猛冲，将敌切成几段。激战至下午3时，蒋介石苦心经营的第一快速纵队和美械装备的整编二十六师3万余人，全部覆灭。
      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华中野战军第八、九、四师等部按计划于1月9日攻打峄县，至11日凌晨，全歼守敌。与此同时，第一师主力对枣庄、齐村之敌发起攻击，第三旅在代旅长张云龙指挥下，英勇顽强，攻占敌大部分前沿阵地。一师进攻受阻。此时，敌援军逼近，粟裕为避免两面作战，果断命令一纵二个团、八师一个团冒雪急进，加入战斗。19日下午，对枣庄、齐村之敌发起总攻，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各部连续爆破，突入市区，与敌逐屋逐堡争夺，战至20日13时，守敌整编五十一师师部及两个团全部就歼，生俘敌师长周毓英。
      此战，李永邦、郑明著《浙西抗日根据地历史人物·张云龙》记载道：
      歼蒋军第一快速纵队事，第一师奉命攻歼枣庄、齐村之敌，第三旅在代旅长张云龙指挥下，突击和爆破敌构筑的集团堡群和各种障碍物，组织步炮协同，打开突破口，迅速向纵深发展，猛攻敌核心阵地，全歼顽抗之敌。俘蒋军中将师长以下7700余人，缴获榴弹炮、山炮19门，轻重机枪240余挺，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第一师部队在攻坚作战和对敌机械化部队作战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1947年1月下旬，华东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统一整编，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2月，张云龙调往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任第十六师师长。

恶战吐丝口，莱芜大捷；再战孟良崮，扼阻援敌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集中58个旅对华东野战军进行全面进攻。
      华东解放区南濒长江，北跨胶济线，东临黄海，西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相邻，直接威胁国民党***中心宁沪地区，为敌“心腹之患”。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军，华东野战军举行了苏中、宿北、鲁南、莱芜战役，歼敌22个整旅，挫败了敌军攻势。莱芜战役的吐丝口之战，对于张云龙将军所率领的六纵十六师而言，则是一场恶战。
      莱芜战役，又称莱芜大捷。《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概述其经过如下：
      1947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统帅部制订“鲁南会战”计划，集中31万余人的兵力，企图在临沂地区同华东野战军决战。其中南线8个整编师20个旅为主要突击集团，由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三路北犯；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率2个军，一个整编师共9个师为辅助突击集团，从明水、淄川、博山等地南下，实行南北夹击。我华东野战军在几次求歼南线之敌未成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毅然转兵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2月10日，华东野战军以一部兵力伪装全军在临沂附近阻击南线之敌，主力则秘密北上，19日，将李仙洲集团包围在新泰、莱芜地区，20日晚发起攻击，至23日，全歼该敌7个师。接着，我军乘胜横扫胶济线之敌。此役，共歼敌7万余，收复县城13座。
      张云龙在莱芜战役中，任第六纵队十六师师长。第六纵队为原华中野战军第六师，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副司令员皮定均，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时夫，参谋长杜屏。
      彼时，华东野战军面临强敌，出敌意料，放弃山东首府——临沂。国民党军进占临沂，吹嘘为“鲁南决战空前大胜”，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更是兴奋，认为：“山东大局指日可定”。北线李仙洲集团随即进逼莱芜地区。
      2月19日，北上的华野一部秘密接近莱芜城两侧。此时，李仙洲集团也突进到莱芜城周围。
      20日，陈毅、粟裕下达作战命令：一纵进攻莱芜；四纵进攻歆庄；六纵进攻吐丝口镇；八纵、九纵设伏和庄；十纵攻占锦阳关，断敌退路。战斗定于20日15时发起。
      2月20日下午，八纵、九纵在和庄向由博山赶往莱芜的敌七十七师进攻，次日拂晓，全歼该敌，断敌博山通道。
      与此同时，六纵十六师师长张云龙、政委宋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直等率部与敌三十六师激战吐丝口镇。
      吐丝口镇处于明水、博山通往莱芜的公路交叉点中央，为胶济线出入鲁中的咽喉要地。该镇虽小，街道依山而建，城墙坚固，并建有6座城门，门楼上火力甚强。李仙洲集团军总部在此建有补给基地，囤有大量弹药和数十万斤粮食。
      吐丝口守敌为新编三十六师师部率一○八团及师山炮营和辎重营，总数约3000余人。
      六纵首长决定以十六师全部和十八师两个团担任主攻，战法为四面围攻、偷袭、强攻。
      20日19时39分，张云龙率十六师各部向吐丝口发起攻击，10分钟后，四十八团突破小南门并控制突破口，战至21日拂晓，十六师占领该镇西南部约四分之一地区，守敌拼死抵抗，战斗成胶着状态。
      王必成司令员、皮定均副司令员进入镇内，重新部署进攻。
      21日15时，张云龙率进入镇内的四个团再次发动攻势，与此同时，十七师歼灭镇北之敌并全歼试图向南突围进入吐丝口镇的敌三十六师一○六团。
      22日17时，张云龙指挥5个团发起第3次总攻。
      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解放战争中的闽西儿女》（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8月版），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对吐丝口之战张云龙将军靠前指挥、奋勇歼敌的风采有生动的记述：
      ……因守敌顽强抵抗，我军难以取得进展。午后，张云龙将军亲临前线，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对部署作了相应调整，即令十六师再次向敌发起了攻击。敌人集中各种火炮、机枪向我军集中射击，正在指挥战斗的张云龙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射中。这时，皮定均副司令员也来到了十六师师部，他劝负伤的张云龙下去休息。张云龙坚决地说：“战斗进行得如此激烈，战场上不能没有指挥官，我不能离开。”就这样，负伤的张云龙一直穿梭在各团之间指挥战斗。激战两昼夜，十六师歼敌无数，十七师歼灭了援敌，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吐丝口守敌陷入了欲逃无路，欲战无力的困境。
      吐丝口之战非常激烈，守敌新编三十六师炮火猛烈，甚至击中六纵十六师师指挥所，造成较大伤亡。王直将军在《王直回忆录》（海风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中记载：
      当时，我们十六师几个领导都在吐丝口十字路口的碉堡里指挥作战。我指出师指挥部放在这里不行，暴露在敌人的火力范围之内，很危险，应立即转移。但主要领导不采纳我的意见。皮定均副司令员亲自到师部指挥作战。皮副司令用望远镜看着敌人的阵地，边看边说，我们的部队打得很顽强，很勇敢，并劝负伤的张云龙师长下去休息。他放下望远镜，又严肃地指出“师指挥所的位置放在十字街口不好，容易被敌人炮火打掉，应该马上转移阵地。”说完后，他就跑步下前沿基层部队去了。但是，我们没有执行皮副司令的指示，师部指挥所仍旧不动。突然，敌人的一颗炮弹打来，击中了师指挥所，伤亡几十人，所有的马灯都被打灭了，师指挥所不得不转移阵地。
      2004年12月，笔者采访王直将军。谈及这一战斗，他说：“师指挥所不大，人不多，敌人的炮弹打过来，牺牲了二三个同志，受伤的多，主要是碉堡外面的。”
      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是人民军队战胜强大敌人的重要因素。
      在六纵十六师猛攻吐丝口的同时，莱芜敌情发生了变化。
      莱芜陷入重围之敌，经请示蒋介石，决心于23日突围，陈毅获悉敌突围意图后，即下令阻击部队略向后缩，以诱敌出城。
      李仙洲命令：莱芜城北高地的后卫部队和吐丝口镇的新编三十六师固守原阵地，东、西两路军增强左、右侧后卫兵力，向前来围攻的华东野战军施行全力反击，冲出重围后，再从东、西对华野部队实施反包围，同时令城北高地和吐丝口镇的部队分别从南、北两端出击，形成四面围歼之势。
      不料，李仙洲如意算盘全部落空。
      23日12时许，李仙洲后续部队刚刚离开莱芜城和城北矿山阵地，华野四纵、七纵各一部即断其后路，而攻打吐丝口的六纵十六师，此时全歼守敌牢牢卡死了敌北撤要道。与此同时，预伏于东西两翼的华野突击兵团，正待命出击。
      13时整，华野发动总攻，2个小时后，4万蒋军全军覆没，李仙洲束手就擒。
      198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叶飞回忆录》，叶飞上将回忆了莱芜战役的经过，其重点是记述他所率领的一纵的战斗，但作为整个战役右路军（一、二、七纵队）指挥，其叙事视野开阔：
      二十三日上午，敌分两路平行向北突围，与我纵前哨接触。我即通知六纵队在吐丝口部署拦截堵击逃窜之敌，至中午十二时放开大路让莱芜之敌北窜。正像前面所说的，中午十二时我将敌人放开，敌人仓皇逃窜，不成队形，拥成一团。下午二时许，敌先头还来到吐丝口，后尾已离莱芜城时，我集结于莱吐公路两侧左、右两路军勇猛出击，我四纵队立即抢占莱芜城和矿山，切断了敌军退路，我六纵在吐丝口拦阻敌人。敌军拥挤在莱吐公路之间，被我军猛烈炮火轰击，到处乱窜。我纵在西面一压，敌人向东面溃窜，我右路军及六纵张开口袋，将敌人全部网住。仅仅两个小时，即干脆彻底全歼了李仙洲集团，俘敌四万余人。
      闽籍将军叶飞为一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挥师歼敌，一纵为第一功。粟裕副司令员在《莱芜战役初步总结》中说：“在各纵的配合上说，一纵最吃力，虽然缴获不大，但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应算第一功。”闽西籍将领，在莱芜战役中，大展身手。据《解放战争中的闽西儿女》一书举述，除本篇传主六纵十六师师长张云龙外，参战的闽西将领有：四纵政委王集成（上杭）、七纵参谋长张元培（永定）、一纵三师政委邱相田（上杭）、四纵十二师政委伍洪祥（上杭）、一纵二师副师长王胜（上杭）、八纵二十三师副师长陈忠梅（永定）、七纵十九师参谋长王培臣（上杭）、六纵十六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直（上杭）、四纵十师政治部主任张日清（长汀）、四纵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上杭）、七纵十九师政治部主任阙中一（永定）、六纵十六师参谋处副处长王香雄（上杭）、五十六团团长李德安（连城）、政委王荣光（上杭）等等。
      史志记载，中央红军北上长征之后，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闽西南红军，改编成新四军第二支队，抗敌江南。莱芜战役中闽西将星聚汇，正说明中央苏区革命力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张云龙在莱芜战役身负重伤，伤愈后即参加孟良崮战役。
      华野莱芜大捷后，国民党军精锐南路集团由南向北进攻，企图迫使华野主力决战。
      5月11日，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占领重山、艾山一线，位置稍呈突出。华野首长调兵遣将，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决心将敌整编第七十四师歼灭于坦埠、孟良崮以北地区。
      5月13日夜，华东野战军一纵、八纵由两翼秘密插入敌纵深，割裂了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左右邻整编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的联系；四纵、九纵正面迎敌；张云龙所在的六纵则由鲁南北返，奇袭垛庄，断敌退路。同时，二纵、三纵、七纵、十纵牵制阻击当面之敌增援。至14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孟良崮地区完成了对敌整编七十四师的分割包围。
      攻占垛庄后，张云龙奉命率十六师四十八、四十七团阻击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增援。抢占、固守黄崖山及狼虎山、万泉山要地，激战两昼夜，打退敌军整连整营十数次的进攻。
      阻击战后，张云龙奉命率部参加攻克孟良崮的战斗。
      陈毅、粟裕首长称赞：歼灭七十四师，六纵立了大功。
      孟良崮战役后，华野转入战略反攻。7月下旬，张云龙率十六师协同兄弟部队围攻南麻地区之敌。9月8日，十六师参加沙土集战役，协同友邻部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七师，取得了进入鲁西南的第一个胜利。